文／呂政達

為了揚起反霸淩的大旗，政府、學校和父母想出種種策略，訂出最嚴的規定，但似乎罰則越嚴格，也不能阻絕霸淩，孩子上學，父母一樣不放心。

這些努力，幾乎都集中在教育和家庭領域裡，但我到世界宗教博物館，聽到來自洛杉磯包容博物館人員提起，他們一直針對小學生在做的「達到包容的步驟」（Steps to Tolerance）計畫，後來發現，這套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活動，能夠降低參與學生的霸淩傾向，還提高了包容其他不同族群的能力。

當學生來到包容博物館時，首先發給一本「探索者筆記」（Explorer’s Notebook），他們會和一位納粹大屠殺或蘇丹內戰倖存者當面接觸，提出他們的問題，他們也會看到許多相關的文物和資料。接著他們就一起討論霸淩的議題，腦筋激盪，思考該如何提出解決霸淩（或說各種型態的欺負）的方案。

這不意味著，這些小學生的腦筋就比擁有許多博士頭銜的學者或父母好，想得出解決霸淩的好辦法，但有趣的是，當一個學生因為參加了博物館的活動而降低霸淩的傾向後，其實就等於在幫助解決霸淩的問題。不是他們的想法，而是「想」這件事情就有助於反霸淩。

這對台灣父母和老師來說，可能正是我們長期來的教育盲點，我們鼓勵的總是思考的成品或結果，如果在台灣，當老師要你想如何解決霸淩，如果你不真的提出些可行方案，可能會被認為是教育的不足。我們也很少能將過去的大規模霸淩經驗（如二二八事件或霧社事件），當作一種素材來教現代的孩子，讓孩子體會到戰爭、屠殺、人種衝突和他可能目睹或經歷的霸淩，其實只是程度和規模上的差別而已。

包容博物館的做法，讓我瞥到一種可能性：當我們從事反霸淩的任務，不能一直停留在強調後果的破壞性，因為這世界上，就是會有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目睹別人痛苦的人格。這就像推行戒菸，也不能一直只講會得肺炎或心血管疾病的後果，然後舉辦動畫比賽、文創競賽等等，常常是畫個破碎不堪的肺部圖樣得獎，但抽菸的年齡卻逐年下降。同樣的，也應讓孩子有機會把「霸淩」當作一次值得探索的體驗，並寫下他屬於自己的，不一定要公開的體驗感想。

「想」就對了，當「霸淩」變成一種體驗在孩子心內滾動時，這個世界終能朝零霸淩的理想更滾得近一點了。不一定要有什麼可以參加比賽的作品，或是什麼誘人的獎金才叫做「動起來」。

霸淩事件層出不窮，社會若已經漠視此等問題了，

做父母的，怎能不積極保護自己的孩子呢?{:3_328:}